【法眼观】
外卖员吴为（化名）没想到，自己在送餐途中摔伤，却因一纸“承揽协议”被挡在工伤赔偿门外。原因在于，吴为服务的公司是某平台的外包公司，而吴为与该公司签订的仅是承揽协议，并不构成劳动关系。在他提起诉讼后，法院同样没有认定劳动关系。
他不知道该找谁“要说法”，进而选择信访，最后这一案件被转到了天津市和平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虽不构成劳动关系，但他的诉求有合理部分。”和平区委政法委社会治理科科长刘鹏翔说。综治中心请来援助律师为吴为释法说理，并联动人社、市场监管、工会等部门及涉事企业进行调解，法官现场指导。最终，吴为拿到5万元赔偿。
对大多数人来说，打官司、仲裁是解决纠纷的常见路径，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以下简称“综治中心”）仍显陌生。不过，越来越多存在于情与法交界处的“疑难杂症”在这里找到了解法。
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据了解，2013年以来，全国法院案件总量以年均13%的增幅快速上涨，10年增加2.4倍。2024年，全国各级法院收案4601.8万件，法官年人均办案量达354件。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由来已久。
可以说，伴随着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增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类型纠纷的出现，以及立案登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完善，我国诉讼案件量快速上升是一个必然结果。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是当下面临的时代命题。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的“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任杰向记者讲述了浙江的探索历程。2002年8月，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新运用“枫桥经验”，建成全国首个乡镇综治中心。一年后，这一做法开始在诸暨市全面推广。2004年6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余杭召开，总结推广浙江经验。此后，浙江率先在全省乡镇（街道）层次规范化、标准化建立综治中心。2016年年底，浙江省在政务服务领域掀起了“最多跑一次”改革，这一效能革命最终延伸到了社会治理领域。2018年年底，浙江在县乡综治中心的基础上，创新打造了一站式服务、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的县级综治中心，随后升级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致力于实现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浙江经验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调解以其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受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广泛重视，“将矛盾纠纷前端化解、实质化解”成为社会治理工作的普遍追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张帆列举了近年来调解力量的发展：政法机关普遍设置了调解平台，延伸设立妇女儿童维权调解室、律师调解室、职工法律调解室、民营企业纠纷调解工作室等，促进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优势互补。除此之外，在网格化治理的框架下，不少地方全面选配“楼栋长”和“单元长”参与社区治理与服务，在邻里间构建起具有“熟人效应”的联络桥梁，将矛盾纠纷消弭于单元内、楼栋中。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秋雁进一步指出，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矛盾纠纷往往涉及利益关系主体多元、类型多样、地域广泛，单一部门调处化解难度大。在此背景下，融合治理力量成为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的内在需求。
社会治理多元力量如何“攥指成拳”
综治中心正成为多元力量融合协同的重要平台。
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首次规定设立省、市、县、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2024年11月，中央政法委联合最高人民法院等11个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意见》；2025年3月，“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在福建厦门召开，对规范综治中心建设进行了部署。据了解，截至今年8月初，全国2848个县级综治中心已正式运行。
在记者采访中，多地综治中心相关负责人都表示，综治中心的工作目标是“进一扇门，解万家愁”，实行的是“全量登记”机制，也就是只要群众找到综治中心，所有纠纷都会予以登记，并在流程上跟进督办。
今年3月，24位大爷大妈找到了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综治中心。他们虽已到退休年龄，但仍在一家包装公司打工。后来包装公司停产，拖欠了24人的薪资。
他们首先找到当地人社部门，提出劳动仲裁申请，但劳动仲裁必须建立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合法劳动关系的基础上，而这24位员工属于“超龄”人员，超出了受理范围，于是他们向法院提起诉讼。
考虑该案人数众多，法院研判该案可调性后，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在综治中心接受调解。得到肯定答复后，综治中心接手，组织法院、人社局以及相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动研究调解方案。4月7日，涉事双方来到综治中心接受调解，并于当天签署调解协议。
“虽然不能进行劳动仲裁，但我们仍然可以当作民事纠纷来解决，最终24位当事人根据工作时间长短等不同，分别获得了3000元到2.9万元的赔偿。”三台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李建特别强调，“法院当天就做了司法确认，保证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此后当事人可以据此申请法院执行。”
短短一天内解决了24人的欠薪纠纷，背后是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支撑。
三台县综治中心将政法各单位和人社、住建、市场监管等高频纠纷事项主管部门纳为成员单位，一站式解决群众矛盾纠纷。
纵观全国，调解组织、行政主管部门、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等各方面解纷资源入驻、轮驻综治中心，形成了“攥指成拳”之力。
“以前综治中心主要是政法部门‘孤军奋战’，常常被误解为‘另一个版本的派出所’或者‘信访局的升级版’。”任杰认为，“如今综治中心建设更加突出了‘综合治理’属性，形成综治中心搭台、入驻部门唱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的治理格局。按照有牌子、有场所、有力量、有机制、有效果的‘五有’目标规范化建设综治中心，也促进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有效衔接与程序转化。”
从“调解纠纷”到“治理赋能”
在江苏省常熟市莫城街道，综治中心的功能已从“调解纠纷”升级为“治理赋能”。
服装产业是常熟市支柱产业之一。2018年，常熟在直播电商产业发力，开创“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国资赋能”模式，成为全国首个设立直播服务办公室的城市。2024年常熟网络交易额突破1152.87亿元，跃居全国电商强县前列。莫城街道则是常熟市直播电商行业的核心区。
产业蓬勃发展，新型矛盾随之而来。直播间“撞款”是否构成抄袭？主播与机构口头约定劳务费如何认定？新业态劳动关系如何界定？一年间莫城街道的诉讼量达到3000多件。
“直播电商行业的转移成本很低，今天在常熟，明天拎着包就可以到杭州，要吸引这个产业长久在常熟发展，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也是关键。”莫城街道（服装城）党工委副书记刘祎表示。
搞法治讲座、制定法律风险清单，这些传统方式起到的效果有限，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综治中心作用？莫城街道综治中心以当地直播电商协会为联络纽带，更快速度更小成本地解决纠纷。
刘祎举例，有一间主打女装的直播间因在工厂拿货退货次数太多，钱货对不上，导致厂家做不到及时回款，彼此之间产生了矛盾分歧。打官司耗费时间长，综治中心当即协调直播电商协会、司法、市场监管等部门，以及法律顾问联动调处，最终在各方通力合作之下，快速化解了这个纠纷。
处理完一起，又来一起，如何能够治标又治本？“能否打造适合电商领域各场景的规范合同？”最终，莫城街道和腾讯展开了合作，“电子签”应运而生，无论是租场地还是进货，使用“电子签”都可以订单“留痕”，方便雇主日后回溯，也规范了买卖行为。
同样升级的还有技术方式。
常熟市搭建平台，汇总12345热线、综治网格员巡查走访、法院民商事委托调解等多方数据，加强比对碰撞，为风险动态研判等提供技术支撑，再分级分领域推送到属地镇（街道）综治中心和属事部门，实现矛盾多发领域和矛盾风险“全量研判”“全量掌握”。
从“人反复跑”到“数据跑腿”，各地聚焦信息系统多头建设、数据联通共享难等问题加大破解力度，进而推动矛盾纠纷化解资源从“物理整合”向“化学反应”跃升。
“综治中心建设关键在一个‘综’字上，难点也在‘综’字上，这需要在不打破、不替代现行政府运行体系的基础上，推进横向部门间协同和纵向治理体系联动，是一个世界级难题。”任杰建议，接下来更为关键的是，要进一步理顺综治中心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关系，厘清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职责体系，完善回应群众诉求的闭环工作流程。（陈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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